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类通常之重视权力，远远过于珍爱自由！
无论哪个时代，个性自由得以发挥的程度是否宽广，都是后世对其艳羡或鄙弃的标准。只要个性在其之下还能得以存在，即便是专制也还没有产生它最坏的恶果；而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却都可以称之为暴政，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也无论它宣称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
如果一个人将自身生活计划的选择，全部委诸世人或自己的生活圈子，则无需赋予他任何其他能力，只要有猿猴一般的模仿力就足够了。而自行选择生活计划的人，却需要调动他的所有官能。他必须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看，用推理与判断力去预见，用行动力去收集供做决定的材料，用辨别力去做出裁决，裁决既定之后，犹须用毅力与自制力去坚持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而不致放弃。并且，在行为上，他做决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感觉的成分越大，他所需要和运用的这类属性也就越多。
如果一项意见只是一件个人财产，除持有者外对别人毫无价值，那么即便剥夺对它的享用只是一桩个人伤害，而所伤者或众或寡犹有不同。但是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甚至更大。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无论哪一国家，只要存在着一个上流阶级，这个国家的道德原则大部分就会源自这一上流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如古代斯巴达人和希洛特农奴之间，今日种植园主与黑人奴隶之间，王侯与臣属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乃至男女之间，其道德情操大部分都是这些阶级利益和优越感的产物。而且它一经生成，就会反过来影响上流阶级成员相互关系间的道德情感。
“哲学应致力于用人类知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哲学像一位腼腆的老处女，依恋着早已过时的问题和观念；“对当今难题的直接关注已经交由文学和政治学负责”。今天，哲学在各种学科的挑战中已陷入困境，这些学科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哲学，进入一片工业化天地。哲学被孤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好像一位被遗弃的母亲，元气大伤、家徒四壁。哲学怯生生地放弃她真正关心的问题——人类及其世俗生活，来到一片叫作认识论的残垣断壁前，仿佛随时有锒铛入狱的危险，因为律法禁止人们在摇摇欲坠的危房里安身。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古老的问题早已失去了意义：“我们无心解决，我们绕道而过”；社会矛盾不断，生活变幻无常，古老的问题在这股浪潮中烟消云散。哲学必须像其他的一切那样，将自己世俗化；哲学必须脚踏实地，通过照亮人类生活来获得生存资本。”
人们习惯于以某个统治集团的标准来定义客观正确性，只要这个集团的统治地位稳固。
“政治秩序的目的是帮助个体完全地发展自己”
“无知不是幸福，而是麻木、奴性；唯有智慧才能使我们把握自己的命运。”
“社会主义需要强制仲裁。在强制仲裁下……管理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便不会遭遇工人联合的反抗。工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预定条款得不到满足而举行罢工，因此，管理者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稳固，直到无法抗拒……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官僚机构对工人的管理转向官僚机构本身，如果我们问自己，官僚机构是如何受到管理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贵族政治会自然产生。为了支持贵族政治，人民大众会不辞辛劳，埋头苦干。而贵族政治一旦稳固如山，便会行使一种权力，一种令过去一切贵族政治难以望其项背的权力”
“对那些重思考的人来说，‘世界’是一场喜剧，而对重感觉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
“也许，当我们孤傲地说我们厌恶世界这个存在时，其实是在掩盖我们对自己那不可言说的厌恶：我们糟蹋了自己的生活，便责备那不具有抗辩能力的“环境”和“世界”。成熟的人会欣然接受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局限性，他们不希冀上天的偏爱，也不想在人生这场游戏中耍滑头、占便宜。和卡莱尔一样，他们懂得，因为太阳不为我们点燃雪茄而去谩骂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太阳在工具的辅助下也许就会点燃我们的雪茄，如果我们奉献自己的一缕阳光帮助宇宙摆脱困境，广袤中立的它也许就会变为一个美好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世界既不与我们为敌，也不与我们为友，它只是我们手中的原材料。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内在。”
“悲观主义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我主义."
“拥有闲暇时间是成为悲观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因为活跃的生活态度通常会给身体和心灵带来高涨的情绪。”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拒绝诱惑、拒绝卷入这份以痛苦结尾的毫无意义的苦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鼓足勇气，藐视意志，并告诉它，美好的生活是谎言，死亡才是最大的恩赐？”
“首先，他不信任民众：“民众根据理性行动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大多数人都急于寻求真理，直到改变使真理变成谬误，他们认识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当旧的错误成立时，政治就利用它，让民众把它当作佳肴吞下肚子，直到另一个迷信错误取而代之，政治就从第二个当中获益，正如他们在第一个中获益那样。”然后又一次，不平等被写进社会结构，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挣扎，那么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那些说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指的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享受自由、拥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他们就说出了最大的真理。”但是“平等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是最异想天开的事：自然是当它仅指权利的时候，不自然是当它企图平分物资和权力的时候”
“爱国意味着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国家。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是又不牺牲他国，他就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
“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
“什么权力可以使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非要被迫和另一个人想法一致？”